4月11日,腾讯公益推出首期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,邀请儿童阅读推广机构满天星公益来当“擂主”,通过腾讯会议披露财报,在线接受捐赠人、媒体等相关方的问询,并同步在视频号进行直播。
腾讯公益方面表示,腾讯公益想通过“股东人”大会这个方式,让公众更加了解一个公益的项目实践,并通过对一个项目的全方位展示,让大家思考什么是一个好的项目,从中获得有益的经验,并借此引申到一些更加深层次的公益话题探讨,让公益落地,促使着行业走向专业化、高效化、透明化。
让大家思考什么才是一个好的项目,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提法。自郭美美事件以来,公众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益机构,舆情往往要求公益机构做“上不封顶”的信息披露。诚然,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有很多历史欠账,确实应该尽可能提升机构的透明度,以回应公众对公益“暗箱操作”的关切,但也切忌走进另一个误区:即越透明越好,越透明的项目就越是一个好项目。事实上,任凭问一个理智的捐赠人,大都会认为“有效”比“透明”更重要,如不然,TA大概就会赞成公益机构可以光明正大地浪费钱。
但有一点也是事实:向别人证明一个项目“有效”很不容易,但向公众展示项目运作十分“透明”则相对容易很多——这说白了是一个成本问题,只要人力投入到位、技术运用得当,项目逻辑简单,想要把项目做到透明是不难的。
透明度无疑是重要的,这是公众能了解、并参与其中的前提,但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其重要性,在透明的基础上向公益机构提出“有效性”的质询会更有意义。
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的项目组邀请我去提问,我就围绕着项目的“有效性”提了两个问题,第一个问题,我问项目如何可持续:
满天星是一家做儿童阅读推广的公益机构,在各地援建图书馆是其主营业务。但据我了解,中国公益界原不乏此类援建图书馆、图书角的公益项目,很多图书角建的时候很热闹,但很快就会被束之高阁,只在领导视察,或者某些节点才会向学生开放,事实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。所以我就问满天星,他们怎么考虑可持续问题,怎么保证建好的图书馆能持续发挥作用。
首先要选对人。“满天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选择对的人,包括校长、老师和当地的教育部门。他只有认同阅读的价值,理念,方法,并且掌握一些技巧,它才能够真正的用好。”
其次,每年进行回访、评估、升级,并把图书馆运营的数据给到上述相关方,推动这些相关自己把图书馆维护好。
我想,满天星能上首期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其中一个原因,就是因为他们比一般援建图书的公益组织多走了一步,他们从一开始就关心图书馆的可持续运营,并且发展出了一套从遴选相关方到后续跟进维护的模式。当然,什么模式都也会有不灵的时候,选人也会有走眼的时候,特别是点铺得多了,出现一些无效的案例也在所难免,就看比例控制得怎么样了。
既然满天星在建图书馆这件事情上已经形成了模式,这会儿又上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,那看来是要作规模化的扩张了(不然招募“股东”的说法讲不通),但满天星并不是一个商业机构,如果走上了扩张的道路,怎么化解规模化与项目品质之间的矛盾呢?
在满天星小的时候,团队专注让项目小而美。现在经过十年发展,积累了一定的经验,就开始联合各地公益机构一起去建图书馆。“我们没有计划选到全国各地去开立分支机构,而是选择找到各地也想推动阅读的一些机构跟一起合作,把成型的资源、产品会复制到当地……当地的人如果有心想学,相信质量是可以保证的。”
听起来,这是一套开品牌连锁店的打法。这样的扩张的思路在近年的公益界倒也不少见,中国扶贫基金会、壹基金都以这种分享品牌的思路在县域实现了扩张,这样的扩张倒是一个双赢的局面——对于品牌方而言,扩大了影响力;对于加盟方也不吃亏,能一下子获得一套成型的操作经验,并获得一定的资源支持,这对于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县域公益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但这样的扩张办法也有不好的地方:一,各地的情况不同,照搬一个模式未必有效,要接地气就必须赋予在地机构自主性,但这样一来,在“品控”上就会产生风险;二、会出现类似于大型商超对于本地小型零售业主的冲击。对于一些有一定自主品牌的在地机构而言,会比较尴尬,不加盟吧,打不过,加盟吧,又没了自我,两难。
满天星分享的是项目品牌,而不是机构品牌。他们希望在地机构保留自己的品牌。“像我们流动书箱,它不叫满天星公益流动书箱,就叫流动书箱,星囊计划就叫星囊计划,在地机构可以有自己的品牌露出,这样的话,大家才会有更大的动力。”
这样我就听懂了,满天星打算用一种更偏向于伙伴关系的方式来分享项目的品牌,这显示满天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光考虑自身的壮大,还有一种构建“小共同体”的理念,这确实是一种很“公益”的思维方式。
我问可持续和规模化的问题,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考、判断公益项目是否有效的思路。通过满天星的回答,我们可以看到,哪怕是一个逻辑简单的公益项目,内在也有相当的复杂性,单凭某一两个细节、策略是无法判断一个项目是否有效的。
有效性是一个比透明度更有深度的问题,而要解答这些问题,每一个公益机构都有许多值得关心的细节。
如何评估一个公益项目的有效性,是一项十分专业的工作,行业术语管这叫“影响力的测量与评估”,至少包括几个步骤:一、先搞清楚一个组织在做什么,项目如何运作;二、确定哪几个量化指标意味着项目成功;三、开展调研,收集数据以测量核心绩效指标。
当然,腾讯办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,也不是为了搞严格的评估,其核心的功用还是拉近公众与公益的距离,主要的操作思路是聚焦于透明度。
主办方自己就说了,首先是“为了保障广大股东人的知情权,监督权和参与权”,然后希望“打破以往平台、机构、捐赠者之间的‘墙’,倒逼机构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去呈现自身的执行进度和透明度。”
腾讯一直不厌其烦地倒逼公益行业提升透明度,已经出了很多招了,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是最新的一招,这一招的可观之处在于形式上的创新。
我是指,一个流量平台,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,将公益机构负责人置于台前,成为被捐赠者“审视”和“质询”的对象,并设计了诸如“财报公开”、“观察员提问”等对机构而言多少有些压力的环节——在技术运用、相关方组织上,这样的公益传播形式确实是最新的。
流量平台组织这样的活动,无疑对参与的公益机构有帮助,但对于整个公益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这种仍聚焦于透明度展示的形式能有效促进像主办方所说的,“让大家思考什么是一个好的项目”,即增进公众对公益有效性的关注和思考吗?
此次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观察员、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志云认为,腾讯此举“其实就是提供了公众参与的一个渠道,让公众在参与中感知公益本来的样子,建立更客观的认知,将公益常识逐步建立起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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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云说,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虽是聚焦于透明度,却也有新的内容:“能够跳出狭义的透明度来谈透明度建设后面的那些内容,是进步。”
王志云所说的“狭义的透明度”,是指只考量“财务凭据”和“项目进展”等简单的指标,并提出苛刻要求的做法,王志云认为这不合适,“透明度需要建立在公众对公益有相对比较完整的系统性认知上,包括项目的价值、机构的运营、成效的积累、遇到的问题和挑战、以及资金使用的效率和规范等等。”
让公众对公益有相对比较完整的系统性认知,这不仅应该是腾讯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的工作,也是整个公益行业,与关心公益事业的媒体当前一个十分重要、又特别艰难的工作。倘若这个工作完成得不好,公益事业也培养不出多少公民精神,甚至有可能沦为民粹思潮的土壤。
所以,互联网平台以一种网友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推广、普及一些公益基础知识,提供更多信息供大家思考什么项目是一个好项目,这是十分有益的,平台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“破圈”传播的动能。
但王志云观察到,首期大会里,公益行业内的听众占比仍偏高,“如何真的吸引到更多普通公众来参与,是这件事的核心所在。”
有观众从第一期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中看出了综艺感。一名有捐赠习惯的网友对“共益资本论”说,此次活动有意思之处,在于“它特别像一个综艺节目”,让这位网友看得比较过瘾的,是“问题比较犀利”,这与他平时接触到公益宣传节目有很大不同,他说期待有下一期,并希望“提问可以更犀利一些。”
要是往综艺的方向设计,主办方可考虑邀请一些跨界的知名人士(包括一些意见领袖,演艺明星),如此将进一步拉近公众与公益的距离,助力经得起审视的公益机构实现破圈传播。考虑到跨界人士不一定懂行,配备专业公益人也很有必要,如此一来,我们就可以期待名人、专业公益人与公益机构之间一些有意思的碰撞。
这两年,我们一直联同多家基金会推广“解困式报道”的理念,推动报道者不仅关心问题,而且关心问题的解决方案。但对于公益传播来说,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:公益人不仅要讲述问题的解决方案,还得揭示、分析背后的社会问题,不然一个专业公益项目的正当性就无法确立。
首期公益“股东人”大会后,就有网友这样评论:“现在个人手里各种书多得没有好的处理渠道,完全可募收,但必须专门甄选适合的……!完全可省大钱!!!尽干浪费的事!!!”
问题意识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。这位网友认为募集资金做儿童阅读推广是不必要的,是“浪费(钱)的事”。我们不能说这位网友在逻辑上有什么错,但TA很可能也不了解(或者不认同)公益组织对社会问题的判断,及其解决方式。
所以说,要推公益项目,还是得讲清楚背后的社会问题,让志同道合者得以发现彼此。
2016年6月,由爱德基金会发起的广州市爱德公益发展中心在广州正式注册成立。成立至今,共协助各类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筹得善款9000多万元,并为850多家社会组织、累计7200多人次提供包括声动力公益传播课程、网络筹款课程、项目设计课程、专业认证课程、社会创新类课程等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培训,开展“全城义转”99公益日联合劝募系列活动、“益口同声”品牌发展规划等项目,为培养专业公益人才及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。